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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□星期日周刊記者 謝嵐
　　變化，似乎是從2000年左右開始的。
　　從這時候起，趙有亮感覺到，全國人民對於上海人的印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“從前人們，尤其是北方人對上海男人的評價就是斤斤計較、摳摳縮縮，怕老婆。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，大家開始認識到了上海人的本質：聰明、務實、有規則意識，工作有責任心，做事情牢喚鱸敢夂蛻蝦Ｈ私煌瓜不渡蝦Ｈ肆恕！�
　　可與此同時，他不無失落地發現，反映上海的好本子卻少了。電影，還拍過幾部，如《美麗上海》、《高考1977》。而電視劇，似乎從《孽債》、《奪子戰爭》 後，真實動人、原汁原味的“滬產電視劇”難覓蹤影。
　　“後來也看過一些本子，看起來拍的也是上海人，上海生活，夫妻啊，婆媳啊，但就是不真實，打動不了人。吵吵鬧鬧的，連住的房子都假——好像上海人家家戶戶都住別墅似的。”趙有亮說。
　　為什麼上海的經濟實力強了，上海人的形象轉變了，書寫上海人的影視作品反而羸弱了？
　　1990年，趙有亮出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，兼黨委書記。2000年，該院和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合併，成立了國家話劇院，趙有亮是第一任院長，一直乾到2008年65歲退休。在國家級院團當了18年一把手的經歷，讓他對上海的文化生態有著自己的觀察。
　　“上海是全國素養最高的一個城市，也是一個美麗的城市，而且充滿力量，錶面上看似乎柔弱，但人的精神狀態在朝前走，嚮往更好。上海讓我耿耿於懷的，就是文化，這塊本該是全國做得最好的，但遺憾的是，沒有扶持自己的創作力量，沒有培養自己的專業人才，人才出得少，文化創造力不夠。2008年第11屆政協會議，上海文化界的委員有作家王安憶，畫家施大畏，但影視界一個人也沒有，很可惜的。”
　　星期日：你對上海的感情很深，那麼1966年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後，為什麼沒有留在上海，而是去了北京？
　　趙有亮：畢業的時候，上海的話劇團希望我留，但是我還是選擇了北京。當時只是一個感覺，藝術創作上，北京比上海更活躍、寬鬆一些。
　　星期日：挺有意思的，一方面你從自己的生活經歷中真切地感受到上海是個有文化的城市，另一方面當你又感覺這個城市“缺少文化”，似乎有才華的人出不來。
　　趙有亮：一個城市的文化團體，首先要培養自己的人才。我認為，有意識地去培養自己的人才，無論是編劇、導演、演員、美工……上海做得不夠。
　　星期日：你是怎麼發現這一點的？
　　趙有亮：以前的上影廠製作力量是很強的，但現在你註意看，好像很少有純粹的“上海電影”了。導演、攝影、美工……技術力量萎縮得很厲害，“上海”只是投資方。出品投資，當然可以做，但關鍵自己還要抓本子，抓自己的創作團隊，拍自己的作品。如果長期忽視這塊，上海文化創造的力量就會下降。電視劇我剛纔也說了，真正有上海味道的電視劇很久沒看到了。上海很有意思的，拍上海的電視劇，還得真是上海人才行，黃蜀芹導演《孽債》都是自己投入，自己乾。
　　在電視熒幕上，趙有亮塑造了“重情義，無奈而又吸引人”的上海男人。而在中國舞臺戲劇界，這個上海人則在眾多南北同行心目中贏得了“有魄力，有作為”的口碑。
　　1990年，趙有亮擔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，他的管理手法就一句話：珍惜人才，給所有熱愛戲劇、有才華的人一塊“實驗田”，讓他們自己做想做的事。導演、編劇、演員、舞美、燈光……誰想來都行，給“文藝青年”充足的創作機會。
　　現在戲劇界數位中堅導演，如孟京輝、田沁鑫，都是這樣來到中央實驗劇團。脫穎而出的。
　　星期日：你是怎麼發現人才？他們身上有些什麼能抓住你？
　　趙有亮：比如我選擇導演，肯定要非常有思想，有創造性的。再有，還得有一種感覺，一種對戲劇事業的痴迷，他不可能輕易放棄舞臺去轉行乾別的。實驗話劇院的幾個不錯導演，雖然也涉及過電影、電視劇，但重點還是放在話劇上。給致力於戲劇事業的人機會，讓人家來創造作品，這就是政策。
　　星期日：執行這個政策，劇團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？
　　趙有亮：大家都願意很早來劇院上班，都願意來劇院待著，享受在排練場拍戲的狀態，藝術氛圍特別濃厚。當時實驗話劇院在國內外影響相當大，培養出不少有影響力的導演演員。
　　星期日：你是一個相信年輕人的人。
　　趙有亮：也不一定是年輕人，我是比較愛才的，特別欣賞愛學習的人。青年演員提出出國學習，都支持。有一趟，一個女演員想去美國去留學，但又擔心能不能留著劇院的編製。我說，走，編製給你留著，真有經濟困難我都可以幫你。去美國學習好，你就算不回來，對國家也是也貢獻的。只要對社會有益，對你個人成長有益，甚至對你成名有益，我都願意支持。他們越來越好，我就越高興。
　　星期日：我們知道，文化單位想專心搞創作，其實不那麼容易的。你能推行這個政策的秘密是什麼？
　　趙有亮：你就別覺得你自己是院長，是明星，演過多少戲，老老實實當“服務員”，絕不為自己謀私利。我從來不把院長當個事，什麼局級幹部如何如何，我不在乎。
　　星期日：我在資料中看到，你很喜歡演戲，演得也很不錯，但1987年演完莎士比亞的《理查三世》以後就沒有演話劇了。這是當了院長後給自己立的規矩？
　　趙有亮：我為什麼放棄舞臺表演？是希望自己能做個表率，不能因為是領導，自己把戲都“摟”過來。領導是為藝術家服務的，而不是和他們爭戲的。所以我當領導的時候，不演自己劇院的戲。
　　星期日：那你怎麼照顧自己對舞臺劇的渴望？
　　趙有亮：那得壓掉，誰叫你當院長。這個院長是“強迫”我當的，當時文化部領導，找我談話，強調你是黨員，必須去。我就提了唯一一個要求，說我還想搞業務，能不能允許我每年有三個月的“創作假期”，萬一有好的電影電視我能去拍。領導同意了。《孽債》就是趁那三個月的“創作假期”拍的。。
　　星期日：當了15年院長，感覺怎麼樣？
　　趙有亮：感覺很矛盾，有時候覺得有成就感，有時候覺得很無聊。當人家在舞臺演出，心裡羡慕，有時候也難受。
　　星期日：你說上海本應該出更多的人才，但現在還有些不足，那你認為問題出在哪？
　　趙有亮：文化藝術團體，不能靠行政命令去管理，還是得讓一個人的藝術感覺能夠發揮起來，才有意義。一個演員，不喜歡這個人物，強迫他去演乾什麼？得真正讓他演自己喜歡的。
　　星期日：讓人的才華髮揮起來，這是很高級的管理。管理是上海人擅長的，你覺得上海人能學好你所說的這門管理嗎？
　　趙有亮：雖然我覺得現在的作品還沒有完全把上海的面貌寫出來，王安憶倒寫了點，但是以後，肯定會有戲劇作品、影視作品，更真實、深入、動人地呈現上海。過去，文革以前，北京是政治中心，上海是文化中心。文革以後，政治中心，文化中心都在北京，上海成了經濟中心。可我總覺得，總有一天，上海也會是文化中心。因為上海經濟實力雄厚，上海人的文化素質是全國最高的，而且上海人是擅於學習的，嚮往好東西的。　　（原標題：經濟發展了，受人歡迎了，為什麼上海味道的電視劇卻少了）